《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再次把如日中天的苹果公司与负面新闻缠身的富士康公司的关系展示给了大众。外表时尚光鲜、炙手可热的苹果电脑产品，其背后是中国产业工人极低的劳动工资、带有环保问题甚至不够安全的劳动环境。

　　苹果公司如今正处在顶峰时期，苹果股票达到每股458.48美元，以4256亿美元的市值冠盖全球。2011年四季度苹果电脑出货量超越惠普，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企业。苹果当前储备的现金达980亿美元，堪称富可敌国。苹果用其精致耐用时尚的高科技产品风靡全球，培养了大批的忠实用户。

　　相对于苹果，来自台湾的富士康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富士康从事的是加工制造业，雇用了近30万名工人。富士康在大陆的工厂遍布广东、河北、河南、四川这些人口大省，产业工人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姑娘小伙子。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整个世界产业链中，苹果是美国的代表，富士康就是中国的代表。

　　在“果粉”看来，富士康是苹果的代工工厂。在苹果把代工费交给富士康之后，富士康的工人跳楼、车间爆炸，跟苹果能有半毛钱关系吗?难道企业之间还能有责任连带关系吗?那些整天跟在苹果背后喋喋不休大谈什么劳工责任、环保责任的NGO是不是脑子进水了?把苹果和富士康生拉硬扯到一起，不过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提出的不合时宜的问题罢了。

　　跟谷歌和微软这种以互联网和软件服务为主的企业不同，苹果生产的是软硬件结合的电子消费类产品，除了雇用软件工程师和互联网人才，苹果需要大批的产业工人把产品设计师的想法执行出来——这就必须跟制造业发生关系。

　　当今天下，能够提供完整的制造链条，并拥有大量成熟低价技术工人的地方，似乎只有中国。经过多年的产业转移，中国大陆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制造业链条。中国的制造业从沿海发展，逐渐深入到内地，再扩展到西部。富士康先是在深圳建厂，扩展到郑州、成都工厂。

　　世界工厂名副其实。

　　一个细节令人咋舌：某次，就在iPhone上架销售前几周，苹果改进了制造设计，主要是涉及显示屏的设计，这使得此前准备的组装线要彻底重置。新的显示屏近半夜才被送到中国工厂。当夜，工厂领班叫醒了8000名工人。这些工人在半夜12点换班，半小时即到位，将新的显示屏装入机器。仅仅96个小时，该工厂完成了日产10万台iPhone的工作量。

　　所以，当奥巴马问乔布斯为什么不能让苹果iPhone、iPad在美国制造?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工作机会带回家?当时，乔布斯给出明确回答：“这些工作不会回来。”

　　是的，美国已经没有这么大规模成熟完整的工厂链来实行大规模的生产，更重要的是，没有哪个美国人能忍受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而月薪如此低廉。

　　苹果现任CEO蒂姆·库克是隐藏在乔布斯背后的高手。他一手搭建了苹果的供应链，在乔布斯天马行空的华丽想象背后，是他通过一家家低廉又好用的工厂，把iPad和iPhone从纸上变成可制造、低成本的商品。

　　在这个既有的产业分工中，苹果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就是金字塔的塔基，数量庞大，但没有话语权。

　　在这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中，你很难说苹果要对其供应商和产业链负有多少法律责任，最多是道义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指责。这也是政府机构无法对苹果公司要求更多的原因。产业分工如此，除了无可奈何，你又有何种办法?

　　但另一方面，苹果赚取的每个美元里，的确都有产业工人的劳动价值。苹果近年来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它的创新自不待言，但坚实基础来自中国富士康里的庞大工人群体。

　　面对外界巨大的舆论压力，库克回应，他不会对供应链上出现的问题置之不理，并且会关心每一位员工。

　　这种道义的关心，苹果也进行了无数次。指望苹果这个供应链受益者做出大的改变，无异是异想天开。

　　想改变供应链末端的劣势，除非中国自己努力。因为苹果和跨国企业会说，尊重当地的规定。

　　中国的产业转型势在必行。

　　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保证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权益，倒逼整个供应链的分配制度改革。

　　真正推进城市化，将农民工纳入城市，摆脱低廉劳动力不可持续模式。一些放低户口准入的城市已经在试点，开放户口，为农民工正名，改革因户口制度造成不均衡的收入分配。

　　苹果和富士康的供应链关系，还将持续下去。正如美国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得的利益一样，但这种畸形的利益分配关系，理应且必须得到改变。